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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5期
202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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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成对赌 羊毛党为何盯上航延险


“肉测,已经有信用卡对随心飞下手,各位注意调整回血!”


在一个名为“玩卡群”的百人微信群里,每天都有信用卡持有者发布各类信用卡消费信息。他们都是信用卡“羊毛党”,主业是通过各类信用卡消费漏洞获利,如今,这群人将目标锁定在信用卡附赠的航空延误险(简称航延险)上。

航延险主要用于赔付航空延误导致的损失。航延险最早脱胎于信用卡,后经保险公司的打磨,加之互联网的加持,历经十余年发展,已经成为一款全民大众型的产品。随心飞是各大航空公司在疫情期间推出的优惠活动,客户支付一笔一次性款项后,可以无限次兑换该航空公司的航线。

“肉测”,意味着有人已经购买机票测试了某张信用卡的航延险赔付,找出了漏洞。羊毛党随即便会蜂拥而至,购买该航线的航班,然后利用某银行的新信用卡申请航延险理赔。

“薅羊毛”的过程并不复杂,选定航班、购买机票的同时购买多份航延险,出现延误后理赔。获利的难点在于能否准确预测航班延误信息,以及摸清各个信用卡的理赔要求。飞常准等互联网平台的崛起,帮助羊毛党们解决了第一个难点,预测航空延误已非难事。

然而延误险本身就有先天设计缺陷,保险公司在审核环节管理同样不严,不仅让航延险这样的小众领域被羊毛党盯上,甚至引发保险公司挑战“公序良俗”的质疑。

1

补偿变保险

航延险最早脱胎于银行信用卡。

2004年,中国民航局出台《航班延误经济补偿指导意见》的若干规定,要求航空公司因自身原因造成航班延误4小时以上的情况,都要对旅客进行经济补偿。在所有航班延误中,“自身原因”只是少数,意味着大量的延误客户无法得到赔偿。

隔年,东方航空和中国建设银行联合推出了航空联名卡,其中的一项附赠福利就是在航班延误达标后,旅客可以凭航空联名信用卡获得经济补偿。这也是国内航延险的雏形。

虽然是“类保险”形式,但保险公司却被剔除在合作之外。由于当时的航空法并没有对飞机延误进行专门解释,该产品引发了一系列赔付纠纷。2012年4月,上海浦东机场、广州白云机场先后发生了因延误时间过长,导致乘客集体拥堵飞行跑道事件。如何合理赔偿旅客的问题再度被摆上台面。

“这时候航空公司考虑引入专业的保险机构,毕竟保险行业有保险法的规定,在理赔方面更有经验,也更具可操作性。”曾担任某互联网保险公司高管的万峰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监管方也对这类创新产品保持乐观,“有了这个保险,能一定程度上减少乘客的经济损失、缓解乘客面对航班延误的焦虑情绪。”原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产品处处长曹海菁曾公开谈道。

2012年,民营航空公司春秋航空公司与原大众保险公司联合推出了国内首个真正的航延险。据媒体报道,该产品在春秋航空官网上直销,旅客可在订机票的同时,购买20元一份的航延险。非客户自身原因造成的延误达到3小时以上,就能获得400元赔偿。

据春秋航空公布的数据,该险种推出仅6日,购买者已达1.2万,占该时段网购机票总数的15%。保险反而带动了机票销售,其他公司也陆续开始与保险公司的合作,这其中也包括银行。

由于保费低廉、航班延误相当寻常,保险公司面临着低保费、高赔付的尴尬局面。“相当于赔本赚吆喝,保险公司虽然亏损,但是能够获得商务高端客户和旅客群体。”万峰谈道。

最终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航空公司成为销售渠道,保险公司则为航空公司和银行信用卡定制相关的航延险产品。

2

互联网搅局者

突变始于2014年,互联网保险彻底改变了这一产品。

2014年,国内首家互联网保险企业众安保险与携程合作推出了一款航延险,企图在传统险企口中“分食”。但携程却被媒体曝光,在未经客户同意下,私自将航延险搭售给了客户。

众安保险之后又对该产品进行了“升级”,如果客户在到达机场后发现航班即将延误,只要是在航班计划起飞前15分钟均可投保,延误1分钟也可以拿红包,每延误30分钟赔付10元,最高可赔付120元。

事实上,在航班前两小时,所有旅客都已经能够知道航班是否晚点,接下来只要一发现有延误的苗头,就立刻购买延误险。当时,市面上大多数航延险产品均要求用户提前24小时进行购买,而且延误赔付通常是以4小时为限。

万峰分析,众安的这款延误险产品几乎已经不能称为保险了,甚至连“对赌”都谈不上。第一波针对航延险的羊毛党就此诞生。

以分钟计算的众安延误险成了行业“搅局者”。为了应对竞争,各类互联网险企、传统险企都在延误险条款上“较上了劲”。

当时,出现了按照不同保障范围(如交通、住宿)的航延险,还有赔付时长分类的(如延误2小时、3小时),还有价格高低分类的。万峰仍记得,为了应对激烈的竞争,所有公司只能不断降低赔付门槛,或者提高赔偿金额,又或是简化理赔手续,“原本是需要上传客户的损失费用收据的,到了众安,只需要填写登机牌信息证明你确实购买了机票就可以,甚至不用亲自坐这趟航班。”

“鱼龙混杂”是他对当时行业的形容。高额的赔付成本,让很多保险公司下架了该产品。留存下来的,也提高了购买和赔付的门槛。

为何众安可以不计成本推延误险,而传统保险企业不行?

万峰认为是流量导向的缘故。航空延误险的市场竞争激烈、透明度又高,本就是赔钱的买卖。以前不以纯营利为目的推广延误险产品,更多是为了吸引和留住旅客。

互联网使得信息更加透明化,像飞常准等航空延误软件的出现,甚至可以通过大数据对航班延误信息进行分析,这就给了羊毛党们更多赌赢的“底气”。而众安这样的企业需要的是流量,对公司的持续融资和上市都大有益处。

浙江远行律师事务所保险专业律师杨永华也同意上述观点,据他观察,在2017年后,相关产品创新政策收紧,没有了加持的航延险几近消失,因为亏损严重,现在市面上航延险更多是放在旅行意外险中搭售。

然而与过去最大的不同是,早年的航延险是一款小众的产品,即便在设计上有一定漏洞,却不会对保险公司造成“大规模伤害”。经过互联网的宣传和熏陶后,航延险最终成为一款大众化的产品,这相当于放大了航延险的所有缺点,最终被羊毛党们彻底盯上。

虽然仍持续经营的保险公司为了降低损失,在设计产品时抬高了赔付门槛,但航空公司又为羊毛党开启了一扇窗。

为了应对2020年疫情,各航空公司推出了“随心飞”,客户可以在指定期间无限次兑换机票。虽然赔偿的门槛被提高了,但羊毛党们获取机票的成本被大大降低。

3

失效的精算

一款保险产品的核心在于精算,它是保险公司能否长久运营一款产品的关键。在航延险中,精算的关键数据是准点率。

航班延误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天气因素、流量控制、空管、公共安全以及航空公司自身原因等多方面因素。在国内,说民航是“靠天吃饭”的行业并不为过。

根据民航局2019年发布的《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仅当年,全国客运航空公司的平均准点率为81.65%。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发现,近8年来这一数字大约都在80%。

影响航班准点率的首要因素就是天气原因。比如在2019年,有46.49%的航班延误是因为天气原因,2016年的这一数字,甚至高达56.52%。

这让航班是否延误具备了高度的可预测性,成为羊毛党们成功“薅羊毛”的前提条件。因为某个地区的航线、季节天气、是否属于旅游城市等客观条件往往是固定的,这让羊毛党能够大概率估算出航班延误的可能性。

2020年6月,江苏南京警方就曾破获一起骗保案例,五十多岁的女嫌疑人李某某从2015年至今,通过购票虚构行程,在累计近900次延误航班中累计获得高达三百多万元理赔金。

据警方通报,李某曾从事航空服务类工作,在挑选延误率较高的航班后,比对该航班的航程中有没有极端天气,随后利用自己和亲友的身份信息重复购买机票,并为每一个身份购买30到40份不等的延误险。

但这一过程中李某并不会去乘坐飞机,如果航班可能不会延误,她会在飞机起飞前把票退掉以减少损失,甚至存在伪造航班延误证明材料、虚构航班延误事实等行为。

杨永华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警方对诈骗的定性并没有问题,伪造信息和虚构材料文件等手段明显属于保险诈骗,但该产品在设计上确实有巨大漏洞。

通过公开信息,投保人能够筛选出大概率会出现延误的航班,就会导致“逆向选择”,相当于鼓励投保人充当羊毛党。此时,保险公司成为了投保人的对赌方,保险的功能也不再是抵抗风险,而是获利。而且在重复、大量购买延误险上,保险公司也没有尽到审核的义务,这也变相鼓励了羊毛党的产生。

就南方周末记者观察,近年来航延险被薅羊毛屡屡发生,但大多险企没有在产品结构上作出根本改变。

“保险公司在这一过程中是难辞其咎的。”杨永华说。

4

难掩道德风险

在条款设计上,国内的航延险也相当“简单粗暴”。

南方周末记者查阅的多份国内航延险,在理赔形式上均采用了“定额赔付”,换言之,只要出险,无论投保人最终的损失金额是多少,都只能获得一笔固定金额的赔付,价格在几百到几千元不等。

这相当于给羊毛党大开方便之门,因为你无需证明自己的实际损失,比如由延误造成酒店住宿、转机费用等,只要航班确实发生延误,就能获得赔偿。

“航延险属于财产保险的一种,财险最基本功能是‘补偿损失’,这要求投保人必须切实发生经济损失,并且这类损失是可以计量的。违背了这一原则,很可能变成‘赌博’。”南开大学保险学系教授朱铭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朱铭来举例说,同属于财险的车险领域,因为保险公司对车辆、人员损失的赔付有着严格规定,怎样的车型、零件、人员损伤到何种程度,都有相应的赔偿金额。

“你很难想象一辆本田汽车赔出了进口奔驰的价格,又或者是为一辆车同时投保了多份车险,因为这类造假在保险公司的初审以及修车厂的维修阶段就已经被发现了。”

这就要求保险公司必须有强有力的损失核查能力,至少在航延险中,能够准确核查某旅客是否真实乘坐了该航线,以及是否同时在多家平台购买了同一航班的延误险。

现实是,保险公司不仅无法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进行赔付,更因为数据没有相互连通,无法察觉客户是否重复投保了多家公司。

国外的同类产品,在类似的条款上设计更为细致。比如德国知名保险企业安联保险(Allianz)以及日本三大保险企业的损宝控股,其航延险的条款都对补偿费用有明确规定,包括酒店的房费、餐费、电话费、目的地预订取消费用、交通费等费用。

更重要的是,在理赔阶段,保险公司都要求其出具相应的收据来证明损失切实发生。

“一份几十元的航延险,保险公司并不会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成本去进行审核。”在沪某大型险企精算师陈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相比之下,一份保费数千元、保额几万的车险显然让保险公司更有严格审核的动力。

目前多数的航延险都是在网上购买,保险公司选择在航班延误时不要求收据,甚至不问延误理由,而是一次性支付一定金额。看似方便了投保人,实则是保险公司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减少收据审核的费用。

陈竞解释,之所以外资保险企业对审核相对严格,是因为保险业最基本的一项原则:“不能让被保险人因为保险事故得利”。

可以设想,如果投保人无论是否实际遭受损失,都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又或者以较低的损失去索赔过高的金额,在现实生活中,都会引发“血淋淋”的惨案,比如最典型的“杀亲骗保”,或者是伪造交通事故等。

陈竞担忧,不排除羊毛党会人为制造航班延误的现象,比如上述李某的伪造理赔信息,又或者向飞机内扔硬币、违反公共秩序这类行为。此时损失的不仅仅是保险公司,其他人的安全同样受到威胁。

“保险公司目前应该考虑,设计这一产品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呢?”朱铭来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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